超敏反應（Hypersensitivity）的 Gell-Coombs 分類在臨床免疫學中仍是基本框架，但現代研究揭示了每一型反應更複雜的分子機制和治療靶點。
Type I：IgE 介導的速發型反應的分子細節
IgE 是血清中濃度最低的 Ig（~50-200 ng/mL），但其受體 FcεRI 具有極高親和力（Ka ≈ 10¹⁰ M⁻¹），使 IgE 在肥大細胞表面半衰期長達數週。過敏原交聯 FcεRI-bound IgE 觸發 Lyn 磷酸化 FcεRI β 和 γ 鏈的 ITAMs，招募 Syk，啟動 PLCγ→IP3/Ca²⁺ 和 PKC 通路驅動脫粒。脫粒釋放的預成型介質包括組織胺（histamine, 數秒）、肝素和腫瘤壞死因子（TNF）；新合成的脂質介質包括 PGD2（COX 途徑）和 LTC4/LTD4/LTE4（5-LOX 途徑，比組織胺強 1000 倍的支氣管收縮劑）。晚期反應由 IL-4/IL-5/IL-13 驅動，招募嗜酸性球（eotaxin/CCL11 via CCR3）造成組織重塑（Galli et al., 2012, Nature Immunology review）。
Anti-IgE 抗體 omalizumab 結合游離 IgE 的 Cε3 域（阻止與 FcεRI 結合），用於中重度過敏性氣喘。更新的策略包括：dupilumab（anti-IL-4Rα）阻斷 IL-4/IL-13 雙通路，用於氣喘、異位性皮膚炎和鼻竇炎；anti-TSLP（tezepelumab）靶向上皮源性警報素（epithelial alarmin），在 NAVIGATOR 試驗中降低嚴重氣喘發作（Menzies-Gow et al., 2021, NEJM）。過敏原特異性免疫療法（AIT）是唯一可能改變疾病自然史的治療，機制涉及誘導 IgG4 阻斷抗體和 Treg 產生。
Type II：抗體介導細胞毒殺的細分
Type II 依效應機制可再分為：(a) 直接破壞——補體 MAC 或 ADCC 殺死靶細胞（溶血性輸血反應）；(b) 刺激型——抗體結合受體並活化訊號（Graves 病的 anti-TSH receptor 抗體模擬 TSH，過度刺激甲狀腺）；(c) 阻斷型——抗體佔據受體阻止配體結合（重症肌無力的 anti-AChR 抗體阻斷 acetylcholine 的神經肌肉傳導）。
Rh 新生兒溶血症的預防是 Type II 臨床管理的經典：Anti-D immunoglobulin（RhoGAM）在 Rh- 母親生產後給予，結合胎兒 Rh+ 紅血球防止母體 B 細胞致敏——這是「抗體反饋抑制」（antibody feedback inhibition）的臨床應用。
Type III：免疫複合體疾病的病理生理
免疫複合體（IC）的致病性取決於大小、抗原-抗體比例和清除效率。小 IC（抗原過剩）穿過血管壁沉積在組織（腎絲球基底膜、滑膜、小血管壁），透過 Fc receptor 和補體活化招募嗜中性球，嗜中性球釋放 lysosomal enzymes 和 ROS 造成組織損傷。SLE 的 lupus nephritis 是 Type III 的經典表現——anti-dsDNA/nucleosome IC 沉積在腎絲球引起增殖性和膜性腎炎。補體基因（C1q/C2/C4）缺陷增加 SLE 風險，因為補體在 IC 清除中的角色（溶解和調理 IC，促進其被肝脾巨噬細胞清除）（Walport, 2001, NEJM）。
Type IV：從 DTH 到藥物超敏反應
經典的遲發型超敏反應（DTH）由 Th1 細胞和巨噬細胞驅動，結核菌素測試（PPD/Mantoux test）是臨床原型。肉芽腫形成代表慢性 DTH——巨噬細胞在 IFN-γ 作用下融合為多核巨細胞，包圍無法消化的抗原。
嚴重藥物超敏反應（如 Stevens-Johnson syndrome/TEN）涉及 CTL 對攜帶藥物修飾的自身肽的 MHC I 呈現之攻擊。HLA-B57:01 與 abacavir 超敏反應的關聯是藥物基因組學的典範——abacavir 非共價結合 B57:01 的肽結合溝，改變呈現的自身肽庫，觸發 CTL 攻擊（Illing et al., 2012, Nature）。HLA-B*58:01 與 allopurinol 的 SJS/TEN 關聯在東亞族群中特別重要。基因篩檢已成為這些藥物處方前的標準流程。